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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为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中国药 理学会和中国毒理学会共同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编辑部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本刊是中国中文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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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 传承 关注科学本质 ——记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创新团队
发布时间：2014-07-25 15:36:00
这是一个有着63年历史的功勋研究室，曾研制出系列抗神经性毒剂特效解药，与“两弹一星”、大庆油田发现等成果一起，获得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这是一个临危受命的研究室，自主研制军科奥韦等一系列抗流感病毒特效药，有效扼制H5N1、H1N1、H7N9流感疫情蔓延，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集体一等功。
这是一个关注民生的研究室，研制出我国唯一具有化合物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2型糖尿病药物——太罗，为我国超过1亿名糖尿病患者减轻药费负担70%，平均每人每年节省3000多元。
7月15日，这一功勋研究室——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药物合成研究室，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药物创新模范研究室”荣誉称号。
■关键时刻挺身而上
2005年，H5N1疫情在世界多个国家暴发并蔓延。我国向某国外公司订购50万人份磷酸奥司他韦胶囊（达菲）用于储备，这一药品是当时世卫组织唯一指定的抗流感病毒特效药。然而，得到的答案却是“网上排队，预计2008年才能供货”。
2006年6月12日，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军科奥韦，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我国防治高致病性流感药物实现本土化生产，正式进入国家战略储备。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说：“关键时刻一鸣惊人，靠的是前瞻部署的战略眼光和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
早在2004年春季，药物合成研究室研究员李松就敏感地意识到，流感的流行有可能给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并提出研究大规模流行性感冒防治药的设想。2004年7月，该研究室开始了针对奥司他韦的科研攻关。
“在不断试错的3个多月里，团队所有人一起探讨解决方案，每取得一步进展，技术人员随时进行放大验证，不分昼夜。”李松说，军科奥韦由此成为全球首个被批准的非叠氮路线生产的磷酸奥司他韦。
药物合成研究室研究员、军科奥韦攻关课题组成员之一钟武博士告诉记者，科研组还研发了全球唯一的供14天以上新生儿使用的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以及供危重病人使用的帕拉米韦注射剂，使我国拥有了全球品种最丰富的流感防控药物体系。
2009年，北美暴发H1N1流感疫情，世卫组织将预警级别由3级提升到最高的6级。5月，我国也发现了首例疑似病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国庆60周年阅兵前增储1300万人份磷酸奥司他韦，年底前完成2600万人份储备任务。与外国公司的同类药品价格相比，研究团队为国家节省经费至少58亿元。（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创新显现中国竞争力
上世纪90年代，糖尿病在我国发病率快速上升。当时，化合物罗格列酮是研发热门，而葛兰素史克公司率先研发出马来酸罗格列酮“文迪雅”已经上市。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葛兰素史克公司将所有酸式盐组合物都申请了专利。而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罗格列酮不能碱式成盐。
是继续前进还是放弃？通过大量理论分析和量化计算后，研究人员终于发现罗格列酮一个键上的氢呈现酸性，应用强碱可以生成碱式盐。这个意外发现让研究团队顺利合成了全球唯一的罗格列酮钠盐制剂。2004年，在此基础上研发的治疗2型糖尿病药物——太罗上市。
“每剂4元的太罗上市，迫使文迪雅从每粒不低于20元降到每粒13元。”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高福锁说起来，难掩自豪之情。
近年来，药物合成研究室以仿制药物研发和产业化反哺创新药物研究为渠道，逐渐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一款目前国内药物设计性能最强的万亿次集群计算机系统，能够将传统化合物筛选效率提高上千倍，已经成功促成5个创新药物的研发，实现近120亿元的市场价值；建成我国最大规模的军用特需药品生产基地，成为国内首个将研发触角伸向全产业链的科研机构。
截至目前，该研究室先后申请发明专利153件，获中、美、欧盟等国授权发明专利110件，获国家新药证书27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成为国内创新药物研究活力最强、贡献最大的团队之一。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在新闻采访会上，代表团队发言的钟武研究员没有太多提及团队所取得的成功以及经历的科研困境，他反复提到的是“奉献，传承，追求科学的本质”。
上世纪50年代，研究室成立之初，我国正处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战剂的紧迫威胁之下。以第一任研究室主任张其楷研究员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针对神经性毒剂的主要靶标蛋白质——乙酰胆碱酯酶的重活化和保护，先后收集了1.5万余个化合物，最终筛选出一批特效抗毒化合物并组成复方，被称为“我国药物发展史上全新结构药物研发的成功典范”。上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代表曾希望用2亿美元购买该药配方，被断然拒绝。
解毒药物不良反应大，难以找到志愿者。每研制一个新药，科研人员都要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参加人体试验。有的科研人员由于过敏，皮肤大片大片出现黑斑；有的科研人员由于胃液反流无法坐下来工作，就用废旧纸箱垫高办公桌，每天站着工作十几个小时。研究室先后参加试服、试注、试用的科研人员累计3000多人次，最高服用剂量为临床应用的8倍。
传承的力量是巨大的。上世纪80年代，研究室承担一类新型防化药物的研发生产任务。由于药物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剧毒中间体，生产厂家临时撕毁合同。战备任务紧迫，不可能临时更换厂家。焦克芳研究员、谢云德高级实验师毅然承担起生产任务。连续4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不但要把一桶桶上百公斤的化工原料投入反应釜中，还要24小时轮流值守，有毒环境的暴露时间远远超出安全范围，最终按时把合格的战备药品交付部队。
为了进一步突破生产工艺瓶颈，郑志兵研究员等科研人员又开始了新的接力，最终将该防化药物的生产周期由720天缩短为20天，生产成本降低90%，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应对突发化学恐怖袭击的能力。
这是一个临危受命的研究室，自主研制军科奥韦等一系列抗流感病毒特效药，有效扼制H5N1、H1N1、H7N9流感疫情蔓延，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集体一等功。
这是一个关注民生的研究室，研制出我国唯一具有化合物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2型糖尿病药物——太罗，为我国超过1亿名糖尿病患者减轻药费负担70%，平均每人每年节省3000多元。
7月15日，这一功勋研究室——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药物合成研究室，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药物创新模范研究室”荣誉称号。
■关键时刻挺身而上
2005年，H5N1疫情在世界多个国家暴发并蔓延。我国向某国外公司订购50万人份磷酸奥司他韦胶囊（达菲）用于储备，这一药品是当时世卫组织唯一指定的抗流感病毒特效药。然而，得到的答案却是“网上排队，预计2008年才能供货”。
2006年6月12日，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军科奥韦，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我国防治高致病性流感药物实现本土化生产，正式进入国家战略储备。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说：“关键时刻一鸣惊人，靠的是前瞻部署的战略眼光和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
早在2004年春季，药物合成研究室研究员李松就敏感地意识到，流感的流行有可能给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并提出研究大规模流行性感冒防治药的设想。2004年7月，该研究室开始了针对奥司他韦的科研攻关。
“在不断试错的3个多月里，团队所有人一起探讨解决方案，每取得一步进展，技术人员随时进行放大验证，不分昼夜。”李松说，军科奥韦由此成为全球首个被批准的非叠氮路线生产的磷酸奥司他韦。
药物合成研究室研究员、军科奥韦攻关课题组成员之一钟武博士告诉记者，科研组还研发了全球唯一的供14天以上新生儿使用的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以及供危重病人使用的帕拉米韦注射剂，使我国拥有了全球品种最丰富的流感防控药物体系。
2009年，北美暴发H1N1流感疫情，世卫组织将预警级别由3级提升到最高的6级。5月，我国也发现了首例疑似病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国庆60周年阅兵前增储1300万人份磷酸奥司他韦，年底前完成2600万人份储备任务。与外国公司的同类药品价格相比，研究团队为国家节省经费至少58亿元。（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创新显现中国竞争力
上世纪90年代，糖尿病在我国发病率快速上升。当时，化合物罗格列酮是研发热门，而葛兰素史克公司率先研发出马来酸罗格列酮“文迪雅”已经上市。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葛兰素史克公司将所有酸式盐组合物都申请了专利。而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罗格列酮不能碱式成盐。
是继续前进还是放弃？通过大量理论分析和量化计算后，研究人员终于发现罗格列酮一个键上的氢呈现酸性，应用强碱可以生成碱式盐。这个意外发现让研究团队顺利合成了全球唯一的罗格列酮钠盐制剂。2004年，在此基础上研发的治疗2型糖尿病药物——太罗上市。
“每剂4元的太罗上市，迫使文迪雅从每粒不低于20元降到每粒13元。”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高福锁说起来，难掩自豪之情。
近年来，药物合成研究室以仿制药物研发和产业化反哺创新药物研究为渠道，逐渐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一款目前国内药物设计性能最强的万亿次集群计算机系统，能够将传统化合物筛选效率提高上千倍，已经成功促成5个创新药物的研发，实现近120亿元的市场价值；建成我国最大规模的军用特需药品生产基地，成为国内首个将研发触角伸向全产业链的科研机构。
截至目前，该研究室先后申请发明专利153件，获中、美、欧盟等国授权发明专利110件，获国家新药证书27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成为国内创新药物研究活力最强、贡献最大的团队之一。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在新闻采访会上，代表团队发言的钟武研究员没有太多提及团队所取得的成功以及经历的科研困境，他反复提到的是“奉献，传承，追求科学的本质”。
上世纪50年代，研究室成立之初，我国正处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战剂的紧迫威胁之下。以第一任研究室主任张其楷研究员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针对神经性毒剂的主要靶标蛋白质——乙酰胆碱酯酶的重活化和保护，先后收集了1.5万余个化合物，最终筛选出一批特效抗毒化合物并组成复方，被称为“我国药物发展史上全新结构药物研发的成功典范”。上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代表曾希望用2亿美元购买该药配方，被断然拒绝。
解毒药物不良反应大，难以找到志愿者。每研制一个新药，科研人员都要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参加人体试验。有的科研人员由于过敏，皮肤大片大片出现黑斑；有的科研人员由于胃液反流无法坐下来工作，就用废旧纸箱垫高办公桌，每天站着工作十几个小时。研究室先后参加试服、试注、试用的科研人员累计3000多人次，最高服用剂量为临床应用的8倍。
传承的力量是巨大的。上世纪80年代，研究室承担一类新型防化药物的研发生产任务。由于药物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剧毒中间体，生产厂家临时撕毁合同。战备任务紧迫，不可能临时更换厂家。焦克芳研究员、谢云德高级实验师毅然承担起生产任务。连续4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不但要把一桶桶上百公斤的化工原料投入反应釜中，还要24小时轮流值守，有毒环境的暴露时间远远超出安全范围，最终按时把合格的战备药品交付部队。
为了进一步突破生产工艺瓶颈，郑志兵研究员等科研人员又开始了新的接力，最终将该防化药物的生产周期由720天缩短为20天，生产成本降低90%，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应对突发化学恐怖袭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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